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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82年4月，赵鑫回到香港。

    办公室里多了一摞新杂志，是周慧芳帮他订的。

    有美国的《电影评论》，有法国的《电影手册》，有日本的《电影旬报》。

    还有几本香港大学的电影研究期刊。

    他一本一本翻过去。

    《电影评论》上有一篇文章，讲的是“八十年代好莱坞的价值观转向”。

    文章说，七十年代的好莱坞是“反英雄”的时代，《教父》里的迈克尔、《出租车司机》里的特拉维斯，都是挣扎的、迷茫的、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的人。

    但进入八十年代，风向变了。《夺宝奇兵》里的琼斯、《星球大战》里的卢克，都是知道自己要什么、信什么的人。

    观众不再想看迷茫，他们想要一种确定性的相信。

    《电影旬报》上有一篇讲日本电影的。

    文章说，日本电影在六十年代是“愤怒的时代”，大岛渚们愤怒地批判一切；

    七十年代是“虚无的时代”，观众什么都不信了；

    八十年代呢？

    还没有答案。

    他放下杂志，又拿起那本《电影手册》。

    里面有一篇访谈，受访者是特吕弗。

    记者问他：“您觉得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特吕弗说：“让观众相信，他们在看的这两小时，是真的。”

    赵鑫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。

    让观众相信，他们在看的这两小时，是真的。

    下面又写了一句：

    信什么？

    1982年5月，凤凰木开花了。

    满树的红花，像一把巨大的伞，把食堂门口的石板遮得严严实实。

    威叔照例在树下摆那块石板。

    照例摆上那些东西，周伯的信、谭咏麟的船票、张国荣的笔记本、徐小凤的娘惹糕、邓丽君的开盘带、顾家辉的五线谱、黄沾的歌词、许鞍华的铅笔、周慧芳的报表、那瓣花的信封、陈伯的铁盒。

    还有三个橘子。

    谭咏麟又拿来一袋新橘子，比上个月那袋还大。

    “威叔，我下个月去美国。”他说，“《船票》要在纽约上映了。”

    张国荣也来了。

    他把笔记本翻开，放在石板上。

    第十二轨：铁盒。

    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，是槟城阿伯寄来的。

    照片上，一大家子人，围着一张小圆桌吃饭，桌子中间，摆着那个铁盒。

    徐小凤的食盒里，换了新的娘惹糕，还有一封邓丽君的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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